”“我是卢森堡医生，朗医生请我来替你会诊。”“噢，对不起，”她说，一边从床上下来，走向壁柜，穿上了一件睡袍又走回去，庄重的坐在床上，十分平静地说：“现在我准备好了，一生。”我弄不懂为谁准备好了？我一直找不到答案，这也是我长期医生生涯中不得其解的一个秘密。

    治疗第八天

    星期五，拉比到访

    娣温和的打断我说，“高拉比今天来过电话。”

    “他要做什么？”

    “他要来看你。”

    我有点恼怒了，“为什么？我又不是他们教会的长期成员，他过去从没给我打过电话。我不需要吊丧，也不要他的同情。”“我不能说不，”娣解释说。“我不想替自己找麻烦，”我回嘴说：“本来在你面对死亡时唯一想做的便是告诉别人你在想什么。年纪大了并不是行为古怪，而是自我抑制，我不愿多说，他什么时候来？”“今天。”

    下午，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他来了。我不得不佩服他，他正在做着我从来不敢做的事——给在家里的癌症病人打电话。我能做的只有在医院的病房里探视临终的病人，当治疗失败时，一个医生能对病人说什么呢？我总是为生癌的病人请求会诊，让会诊医生去解释我们的失败。我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悲伤，因为病人太需要帮助了，而我却无能为力。

    我在门口迎接拉比，陪他进入书房，当他一坐下来，我便挑衅似的问他：“你是来为我祷告吗？”“不，我已经学得聪明了，当我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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