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父亲除了长相和热衷橄榄球以外没什么共同点，还有我们的名字都是纳撒尼尔威尔森，不过他们叫他纳森，叫我尼尔。我可以想象他诘问奥利弗时那番汹汹气势，措辞礼貌也能吓得他心惊胆战，而我从来没法用严厉一点儿的口气和别人说话。我最终只得气结地说了句你欠我一次就直接把话筒甩回了墙上的电话座机上。我猜这种时候他应该不会计较昨晚算不算我欠他一次。

    最终我没有参加里普科的葬礼，将出席的名单中除了两位温特伯恩先生都是我这段时间根本不想见到的人，我的父母和诸多纽约城名流，还有那些已经把我当做旗手的示威者们。我看过新闻和里普科之夜的一些录像，纽约街道上那些彻夜不熄的灯火暗去了，他们聚集在街道两边捧着原本是为那些不会从战场归来的灵魂而点亮的蜡烛，街道明明被他们填满了却显得空旷无比，如同乔舒亚所说的，里普科的琴声像是海浪。

    文泽斯拉夫里普科活了一百零三岁，也许在他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他有关注这场运动，但他不会想到他的名字竟然成为它的一个象征，他以这样奇特的方式与这场年轻人的运动联系在了一起，仿佛他枯竭的生命因此得以延续。他们找出了他在越战时期发表过的反对言论，还有他的同性伴侣，作家杰克海斯写过的《奥哈勒伦的沉默》，关于一个家庭在越战中如何分崩离析、走向疯狂。因此他们认为里普科作为这场运动的代表，实在当之无愧。我不知道里普科会不会因此感到欣慰，至少我不想出名，特别是以这种方式出名。

本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