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财经制度亦有很大的变革，其变革幅度之大，次数之多，前所未有。在基本上，这些变革，都是对当时问题或挑战的响应，譬如面临安史之乱，庞大军费无着，不得不整顿盐政——后来，宋代亦利用盐政，解决军粮运输问题；代宗因奔陕州，陆运所费不赀，不得不改革漕运；由于支出浩大，政府不得不寅吃卯粮，从而演变为两税制；中唐以后，商业发达，对钱币需求增加，因币材供给有限，以致出现飞钱；北宋平蜀后，蜀人因铁钱不利于流通，乃创出交子。”众所周知，南方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安史之乱后国家财税中心南移，而为了强化这种财税输送并保护、扩大税源地，朝廷才不断加大了对南方的投入。此外，朝廷为筹措军费还加大对富商索取的力度，征收商税，德宗建中二年（781）便“以军兴，增商税为什一”。甚至连僧侣也不能免于榨取，“安史之乱中，朝廷以出售度牒来筹军费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见《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
    凡此等等，皆可见帝国为了应对危机，是如何想尽办法地开源节流。而这些做法，与近代西欧各国几乎如出一辙。变革，往往都是这样被危机逼出来的。无论过往“唐宋变革说”的立论点如何，那说到底都是因为一个原因：为了应对一场全面危机带来的挑战，中国不得不对在社会、财政、军事组织、行政等各方面进行结构性调整。
    结构
    对不同藩镇案例的分析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李碧妍在仔细深入讨论之后令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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