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安史之乱期间玄宗便已批准了节度使对地方官的任命权，“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这样，一如韩昇在《盛唐的背影》中所说的，“从此以后，唐朝必须学习如何同地方协调并理顺关系，在利益分配上相互妥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高度集|权制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转变，为后代积累了中央处理同地方关系的经验。”
    毫无疑问，支撑这种分权局面最根本的是独立行动的军队。中晚唐时期屡屡造成危机的正是种种不服中央控制的军事力量，那也是藩镇割据能得以维持的根本——正由于“枪杆子里出政权”，因而最终宋□□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基本上也是依靠军事征服、或至少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收服。宋代“强干弱枝”、将力量集中于中枢禁军、两宋之际对岳飞这样具有独立人格的将领特别提防的原因，恐怕都可追溯到这里。
    打仗是世上最花钱的事，因而在这种军事割据局面背后的则是财政危机和税收体系的重组。这无疑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但李碧妍并未展开讨论。概括地说，政治和军事形势上的危机造成了国家财政结构崩溃，由于人口迁移等诸多因素，原有的土地分配制度也不再起作用，因此，对割据局面中的任何一方来说，都亟须改组地方行政结构、加强对财税的挖掘和汲取能力，以强化自己的军事机器。在急需军费的惶急中，各地军政长官以任意名目摊派，造成极为紊乱的赋税制度。正因此，侯家驹在《中国经济史》中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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