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种帝国为化解安史危机，甚至还包括帝国前期痼疾而采取的相当理性的举措。”这在史观上已破除了传统上那种将中晚唐视为衰世、乱世，而藩镇割据是分裂混乱体现的正统观。确实，只有充分理解这一时期的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才能解释宋代的种种特质与重现辉煌，也才能明了其中所体现的中国文明所蕴藏的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虽然各藩镇都想要控制所属州县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都寻求某种自治和自主（突出特点是将帅、官吏自行决定，即《资治通鉴》所谓“期以土地传之子孙”、“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但各地做法不同，中央政府的应对措施也因之各别。在这里，她并不是采取正统观下那样“中央=合法正统”、“藩镇=非法分裂者”的二分法，倒不如说是将他们视为平等的两个博弈主体和行动者（agents），双方在互相试探中不断寻求机会点，各自都想要实现自己权力目标的最大化，但同时又要将损失最小化，由此不断学习与调整，趋于一种“为自身带来切实利益的更为现实与灵活的政治理念”。也就是说，双方都必须谨慎小心地不断进行理性计算，尽管它们各自采取的言辞可能仍是高度程式化的王朝话语。
    由于这种多重行动者存在，权力在很大程度是被分散化了，地方权力上升是人所共知的现实。和晚清时一样，对中央权力的攘夺不仅来自叛乱一方，还来自号称是忠于王朝的一方，因为在瞬息万变的战乱局面中，中央不得不放权给地方，由他们见机行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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