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唐代还有长达150年的后半期，而中晚唐这一时期无论在文化还是社会结构上来说，可以说都是“宋型文化”的一部分，与初唐、盛唐相比已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从这一点来看，中晚唐时代是宋朝的“前传”，宋代文明正是从这一躯壳中孕育出来的，不回到中晚唐是无法理解宋代的，而要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安史之乱后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藩镇割据。
    危机
    对唐帝国而言，安史之乱是一次整体危机的爆发。就像后世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一样，它虽然没有摧毁帝国，但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原有的运作方式，人们被迫认识到：原有的老法子是不行了，必须找出新的应对策略。然而由于危机如此重大、所能采取的手段可能又有限，混乱、错误都在所难免，有时解决问题的努力却又引发了更麻烦的新问题，而原本只打算临时应对的举措或许就变成了长期政策，甚至为了避免局势更坏，也只能默认一些不那么坏的现状一直维持下去；与此同时则要竭尽全力挖掘新的机会与可能，调整权力结构以适应这一变化。
    李碧妍博士在书中清晰地梳理了唐帝国这一危机下，中枢权力与不同地方诸侯之间的博弈。在全书一开始她便已开宗明义地指出：“假若我们将安史之乱看作唐帝国所遭遇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的话，那么，我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藩镇涌现的局面，仅仅是帝国君主盲目草创的一种产物，更不是为了在乱后寻得暂时苟安，措置失当地割裂王土的结果。相反，我更愿意将它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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