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地证明：朝廷与藩镇之间复杂博弈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当地的具体状况和权力结构。在河南藩镇，是通过分割原先平卢系军阀的政治版图并瓦解其军事支柱，使之重新接受唐廷控制；在关中和朔方，逐渐在禁军的控制下实现军权的集中化。最复杂的则是河北藩镇：安史旧将控制的成德镇在确保其世袭特权的情况下，与唐中央反而保持了一种稳定的关系；以难以控制的地方职业兵（牙军）主导的魏博镇，则屡屡发生权力更迭；辖境最稳定的幽州镇，则内部变乱频繁。从权力结构上来说，河朔三镇当时其实经历了一个可称为“再封建化”的过程：藩镇统治者视唐廷为宗主，而其内部将士、人民则又视他们为宗主，但在这一封建分权体系下，“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
    如果比较早期近代欧洲各国的路径，或许可以说，在经历中晚唐的危机之后，重新统一的宋帝国已蜕变转型为一个新型的、早熟的“绝对主义国家”。佛教寺院、地方藩镇均遭到沉重打击，979年北汉的垮台意味着中原再无封建力量能对宋朝中央构成挑战，正如勃艮第家族的败亡表明再无封臣有能力挑战法国国王。这也解释了为何宋代之后再无藩镇出现，因为一个重组后的中央权力已不再与地方精英分享军事权力——晚清民国的军阀局面与帝国中央权威崩溃的进程同步，这大概并非偶然吧。
    当然，历史发展的结果，并未像西欧和日本那样将这种分权自治的权力结构合法化和固化，而是激发了中国社会内部寻求重新整合的力量——这一过程，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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