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形形色色的艺术，纷纷投身于制造娱乐效果的潮流，包括经典与古典艺术也不顾矜持，粉墨登场。如全国热播电视节目《百家讲坛》，学者作秀，以现代厚黑学重新演绎《三国》，将《红楼梦》“新考据”为曹雪芹的私秘生活，等等。甚至传统的娱乐业与非娱乐业的界限也越来越难划分，教育节目可以娱乐化、社会新闻可以娱乐化、甚至天气预报也可以娱乐化，借用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的经典表述，这是一个“娱乐至死”、“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的时代。
    如果理论界仍然站在“君子乐道，小人乐欲，以道制欲”的思路上对“娱乐化”
    不遗余力地进行品质批判的话，那么，实则重蹈此前“大众化”批判的旧辙。这不但不会从根本上对“娱乐化”形成反思，更为吊诡的是，反倒在无意之成为“娱乐化”拥抱欢迎的吹鼓手，尖锐的品质批判成为“娱乐化”的麻辣风味。这绝不是我们提出“娱乐化”这个新的界定核心的初衷。
    我们采取的是功能界定，这个界定要求通过对“娱乐”的凸现而追问：为什么当代审美化的其他功能正在被边缘化甚至付之阙如？如果我们否认存在着具体社会阶层主导着化的走向，那又会是怎么样的化机制构造出了“娱乐化”这一潮流？
    我们相信，立刻会有应声而起的回答：化工业和大众传媒！这是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在“大众化”与“通俗化”探讨就已经指出了这些关键词。我们承认这个回答的准确性。但我们却要质疑此前运用这些范畴的有效性。

本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