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的事似乎对小腰打击很大,每天在我耳便不停提着她父亲的意思。我觉得自己似乎又要失去点什么,可我更想不清这点什么曾经带给我多少,所以我没有说任何。
我也主动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说了出去。当然,我知道的事情从来都不具体,我听过某些话,看过某些事,但我不记得是哪张嘴和哪张脸。
这不重要,像那四个小年轻一样的人时时出现在我们身边。我一直以为社会变的让我们无所适从,可汪哥说,所有事都是人自己的事。
是不是跳不出自己所活的圈子,就必须打破它?我整天蹲在和平区门口看车来车往,想象着如果某台挂着五个八五个六的车用力撞上了我,是不是我得同样用力在上面和里面扎几刀子。
当然,道上十台靓号车里,至少有一半是假牌子。给长胜的弟弟搞了副518,帕萨特挂上的,两万五的二手帕萨特,牌子一千二,我拿了三百。
可当它挂上了518,我便觉得它不再是两万五,很奇怪。
汪哥带我们去了一个高级商务会所,在接待员那里替我们挨个借了领带。二郎看了看他套的圆领衬衣,一个人留在了门外,我们则小心翼翼的在满是西装革履的会所里安静的喝着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从法国搞来的自来水。
汪哥在那里谈笔生意,有人想走外贸货,残次货。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汪哥正经办事的模样,大大方方得体适度,可我突然觉得很别扭。在铺天盖地的情调里,我看到他和我们一样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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