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老朋友’，你以前从不那样做。”

    我安慰她只是误解了我的手势动作，我纯粹是表示一下友谊。

    我第一次去看杜伏医生的时候，他告诉我得了癌，并握着我的手说，“我很遗憾我们在这种场合相见。”那时，我把他的解释当成是在说再见——一种最后的再见。其实，当时他是在表达一种同情。

    我习惯于带有一些居高临下的姿态去看待那些误解医生话语的病人，在行医生涯中也是如此做的。其实，病人是很脆弱的，他们需要的是通俗易懂的解释，即使如此，他们还会捕捉医生的每一个表情。也许，很多事情都是无济于事的，但哪怕是一小匙的同情总是有益的。

    治疗第二十二天

    我的第三个儿子霍华德和他的妻子玛西亚带着他们一岁的儿子山姆来短暂的探望我。霍华德和玛西亚都是在旧金山的心理医生，我怀疑他们的来访就如同一次例行的电话问候。许多人会问我他们是否应该去探访弥留中的父母，为什么你们打电话给一个医生询问你们是否去看望临危的亲人呢？我只是听取他们去或是不去的理由，然后劝告他们自己拿主意。

    霍华德要开车载我去医院治疗，我同意了，因为这样可以免去了停车的麻烦。山姆跟着我们爬上汽车，坐在他父亲的大腿上，假装着开车。没有多久之前，霍华德和我也是同样这么做的。

    山姆是取了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三年前去世了。这小孩的外套上写着‘山姆。卢生保’，我凝视着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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