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的军队能做到这种事情；并不能完全代表战斗力。”
    “您说的很有道理。但之前也有过我军进行屠城，城中逃出去的青壮年男子对我军士兵恨之入骨的情况，但他们从来没有展现出过这么严格的遵守纪律。”侯梅德又道。
    “那你认为还有什么原因？”并波悉林反问道。
    “总督，我认为，这与秦那人实行的新的军队制度有关系。”
    侯梅德说道：“秦那人发明了一个叫做‘大义教官’的职务。这个职务与咱们的随军嗄訇有相似的地方，但又不太一样。”
    “秦那人的大义教官需要监督武将，还要整肃军纪，关心士卒生活，监督士卒思想，宣导他们所谓的‘大义思想’，铲除一切与‘大义’相反的言论。”
    “而他们的大义思想，则主要是宣扬我军有多残暴，同时还借助佛教、道教的思想鼓励士兵们信奉大义，仇恨我国，积极与我军作战，不要怕死。”
    “总督，秦那人的这一套制度非常有用。他们解救出去的三万俘虏本来就和我国有深仇，逃到秦那政府控制的地方后又每天经受这种教育，对我国的恨意越来越大，那些与我国没有仇的人在这种气氛下也会萌生出对我国的恨意。”
    “一般情况下，随着时间流逝人们的恨意会越来越轻，越来越倾向于保住自己现在的生活，而不是为了报仇和我军拼命；但在秦那人这套制度下，人们对我国的恨意反而越来越重，更加愿意报仇哪怕付出生命。所以他们才会宁愿被冻死也不挪动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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