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忙的“海上丝绸之路”又使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东乃至非洲实现了大规模的文化互动。到今天，随着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达，中国文化又正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实现全方位的交汇与融合，常常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这个时候来谈“本土”，岂能不慎？

    这样说，当然不是说“本土”不可谈，或者不必谈。也许，我们没有纯而粹之的本土文化，并不妨碍我们有不那么纯也不那么粹的本土文化，包括这种不纯不粹本身，受制于一方水土的滋养，也与别人的不纯不粹多有异趣。在中国落户的盘古，不会与落户日本的盘古一样。在中国高唱的卡拉ok，与在法国高唱的卡拉ok肯定也不完全是一回事。至少，在迄今为止的漫长的岁月里，在全球文化大同的神话实现之前，人性与文化的形成，还是与特定的历史源脉、地理位置、政体区划等等条件密切相关的。作家一旦进入现实的体验，一旦运用现实的体验作为写作的材料，就无法摆脱本土文化对自己骨血的渗透——这种文化表现为本土社会、本土人生、本土语言的总和，也表现为本土文化与非本土文化在漫长历史中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成果总和。有些拉美作家用西班牙语写作，有些非洲作家用英语写作，他们尚且带有母土文化的明显胎记，诸多只能使用汉语的中国作家，现在居然畅谈对本土文化的超越，当然还为时太早，也有点自不量力。他们兴致勃勃的“西化”追求或“国际化”追求，总给人一种要在桃树上长出香蕉的感觉。

    但是，除非是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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