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本土文化这一类问题有些危险。因为如何界定“本土”，很难说得清楚。中国近代以来的城市都是西方文化的登陆点，大体上都充斥着仿英、仿俄、仿美、仿日的复制品，从建筑到服装，从电器到观念，都仿出了不洋不土的热闹。即便在乡村里，恐怕也不容易找到高纯度的本土文化样品。我原来插队落户的那个村庄，够偏僻的了。可是不久前我重访旧地的时候，发现那里已有了卡拉ok，有了旱冰场，青年人大多穿上了牛仔裤——这是哪一家的“本土”？

    这当然不是文化现状的全部，在众多的舶来品之外，我们当然还可以找到传统，找到很多华夏文明的遗传迹象。问题在于，这些遗传迹象同样值得我们警惕，稍加辨析，就很可能发现其中不那么“本土”的血缘。我熟悉的农民，他们指示当下时刻的用词，不是“现在”，不是“眼下”，而是可以土得掉渣的“一刹（那）”。略备佛学知识的人都明白，这个方言词其实来自梵文，是从印度舶来的外国话。连他们追溯族源时最常用的开场套语：“自从盘古开天地”云云，也是经不起清查的。盘古是谁？先秦两汉的诸多典籍无一字提到这个人，直到本世纪初，中、日史家们才考证出，盘古尸体化生世界的神话模式是由印度传入中土，于是我们尊奉已久的祖先之神，原来也有外国籍贯。

    这可能让我们有点沮丧，却是国粹派们不得不面对的历史。早在一千多年以前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已经与当时称作“西域”的异邦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杂交。宋代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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