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兼容），也少不了顽强的表达（通向他者的知识兼容）。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从来就是公共的，不是什么私藏秘器。即便是唇枪舌剑昏天黑地的论战，如果不是预设了双方还有沟通的可能，如果不是预设了某种超越私我的公共性标准，谁还愿意对牛弹琴地白费气力？也许正是有感于这一点，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才不避重建乌托邦之嫌，不惧重蹈独断论覆辙之险，提出了“交往理性”。他是提倡对话的热心人，希望人们共约一套交往规则，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点是“真诚宣称（siycim）”，即任何话语都力求真诚表达内心。

    他怀抱一种建设者的愿望，几乎回到了最古老最简单的良知说。这种关于良知的元叙述，这种非技术主义的道德预设，肯定会受到一些虚无论者精确而深刻的学理攻伐，想必也得不到多少逻辑实证的支持。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项共约，我们这一群因为私利而日渐绝缘——互相看不见也听不懂的人还能做些什么？我们还能不能在吵吵嚷嚷的昏天大战里重返真理之途？在哈贝马斯这个并无多少高超之处的建议面前，在他即将遇到的各种似乎高超得多的解构和颠覆面前，我不能不想起一个故事：一个智者有一天居然发现兔子永远追不上乌龟，即便前者速度是后者的五倍，兔子赶到乌龟原在位置的时候，乌龟肯定前行了距离s；兔子跑完s的时候，乌龟肯定又前行了s5；兔子再跑完s5的时候，乌龟肯定又前行了s25……以此类推，无论有多少次兔子赶至乌龟的此前位置，乌龟总是会再前行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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