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态里，“游戏”说可以瓦解语言的价值神话，恢复语言无限多变的空间；而“权力”说可以使语言“空心化”的狂欢适时降温，恢复人们对语言必要的价值审查和价值要求。

    在谈到人类理性的时候，德国人马克斯·韦伯采用价值工具的二元模式，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做出区分。在我无能创新语符的时候（瞧，这就是作为既有语言之奴的时候），我愿意借用他这一模式，施之于有关语言的观察。语言到底是（工具）载体还是（价值）本体？我无法做出定于一端的回答，而且相信回答只能取决于人们从何种角度观察，并且把特定语言现象置于何种语境：比方把白话文置于本世纪初还是本世纪末的不同语境。我还相信，在实际生活那里，这种略嫌粗糙的两分模式还省略了很多东西，比如省略了价值的强表现及较强表现、弱表现及较弱表现等等分寸，使我们只能粗而言之。价值像是一种流体，随着现实人生的推动，在语言工具中忽多忽少，忽聚忽散，忽驻忽行，忽来忽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纷纭万状。更确切地说，语言价值取决于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取决于语言与这些条件的结构性关联。因此，在现实及其语言表现的不断流变之中，我们永远只能靠语言去捕捉价值，又无法把价值永远存入既有的语言之网。

    这样，倡导白话文也好，推崇任何一位作家的语言品格也好，可以是一时的价值义举，却不会有长久的价值专利。

    人类在寻找价值的语言长途中，永远是成功的徒劳者。而这正是人类的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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