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之后，或者货币与财富之间形成了既择关系之后，改变这些关系虽然可能，却非易事——人们经常只能在陈规和习惯中权且安身。日常生活中的忌语，作为言义定择关系最僵化最神化的产物，就是这样被接受的：因为母亲不可亵渎，母亲的名谓也就不可亵渎；因为信仰是不可背叛的，信仰的习语也就不可背叛，哪怕用“上帝”来取代“真主”、用“先生”来取代“同志”、用繁体字的“派对”来取代简体字的“扎堆”，也可能引起严重的文化冲突、政治纠纷乃至血刃相见。在这个时候，名似乎就是实，事物的符号俨然就成了事物本身，成了事物的替代物和有效凭证，甚至可以成为人们对物质世界和利益关系的遥感遥控装置——话语的冲突几乎代理着人们对现实体制的重新安排。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一定的情况下，白话文会成为政治，朦胧诗也会成为政治，一切新的形式也会成为政治。人们的价值指认可以被相应的语符暂时锁定，不得不在语言冲突中表现为固守或强攻。

    连最不信任语言的禅宗，也有滔滔不绝的说教和针锋相对的辩难，可见在很多时候，语言还是有意义的，word并非时时可以脱离相应world的重力牵制，作轻浮无定的任意飘荡。

    道隐“无名（言义任择关系）”与道涉“专名（言义定择关系）”各有其适用域，语言的游戏化与语言的权力化，也各有其合法性。这无非是我们观察语言时，超出具体语境之外或切入具体语境之内，会有不同的结果。在较为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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