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止，即便弄得披头散发衣冠不整也可在所不惜；如果街坊邻居在门外斗殴，你同样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地去干预，那就是个糊涂人了。关上门户，其实也就够了（见《离娄下》）。后人若要理解何谓“差序格局”，不妨注意一下这个小故事。

    中国人深谙人情或说人之常情，因此一般不习惯走极端。除非特殊的情况，儒家说“成己成物”，佛家说“自渡渡他”，常常是公中有私，群中有己，有随机进退的弹性，讲一份圆融和若干分寸，既少见“爱你的敌人”（基督教名言）那种高强度博爱，也没有“他人即地狱”（存在主义名言）那种绝对化孤怨，避免了西方式的心理宽幅震荡。这一种“中和之道”相对缺少激情，不怎么亮眼和传奇，却有一种多功能：往正面说是较为经久耐用，总是给人际交往留几分暖色；往负面说却是便于各取所需，很容易成为苟且营私的伪装。这样的多义性被更多引入当代国人的道德观也不难理解——大家眼下似乎都落在一个犹疑不定的暧昧里，说不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中国先贤在圆滑（通）之外也有不圆滑（通），在放行大众的庸常之外，对社会精英人士另有一套明确的精神纪律，几乎断然剥夺了他们的部分权益。《论语》称“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孟子》强调“为仁不富”，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指出君子须承担重大责任义务，如果只是谋食，那当然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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