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安康总是会令人遗憾地造成社会平庸——这没有办法，几乎没有办法。我们没法让丰衣足食甚至灯红酒绿的男女天天绷紧英雄的神经，争相申请去卧薪尝胆，过上英雄们赢来的好日子又心怀惭愧地拒绝这种日子，享受英雄们缔造的安乐又百般厌恶地诅咒这种安乐。这与寒带居民大举栽培热带植物，几乎是同样困难，也不大合乎情理。

    至于下面的话，当然是可说也可不说的：事情当然不会止于平庸。如果没有遇上神迹天佑，平庸将几无例外地滋生和加剧危机，而危机无可避免地将再次批量造就英雄……如此西西里弗似的循环故事不免乏味。

    高级的个人主义，差不多是初级的群体主义——两相交集不易区分的状态，不仅是承平之世的寻常，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有熟悉之便。这话的意思是：源自雅典和耶路撒冷的道德是理想化、法理化、均等化的，不爱则已，一爱便遍及陌生人，就可远渡重洋千辛万苦地去异国他乡济困扶危。idealism，欧式理想主义或者说理念主义，常伴随这种刚性划一的行事风格。这种爱，接近中国古代墨家的“兼爱”，是儒家颇有保留的高调伦理。与此相区别，中国古人大多习惯于社会的“差序格局”（见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分亲疏，别远近，划等级，是一种重现实、重人情、重差序的爱，其道德半径由多个同心圆组成，波纹式地渐次推广和渐次酌减（后一点小声说说也罢）。《孟子》称：“墨氏兼爱，是无父也”（见《滕文公下》）。还指出：如果同屋人斗殴，你应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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