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权力重组中构成了实际性主体，并没有全部下台。即使是下台的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在一九七二年以后，经过一段时间下放劳动，也大多陆续恢复工作，重新进入了国家机器。这些富有政治能量和文化能量的群体在红色风暴之下得以幸存，是日后结束“文革”的重要条件。

    二十世纪是“极端年代”（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语），冷战政治双方都具有多疑、狂热以及血腥的风格。苏联当局在大肃反期间先后处决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大半，苏军元帅的大半，还有苏军其他高官的大半，包括十五名军区司令中的十三名，八十五名军级干部中的五十七名。六十年代的印尼政变受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官方的支持，先后共屠杀了近百万左翼人士，光是美国驻印尼大使亲手圈定的捕杀对象就多达数千。街头的割头示众时有所见，军人与穆斯林极端组织联手，在两年之内每天至少杀害共产党嫌疑分子一千五百多人。[1]作为这个血淋淋世纪的一部分，中国的“文革”也出现大量非正常减员。一时间人命如草，一部分是国家暴力所为，一部分是国家失控时的民间暴力所为——但作为长期意识形态熏陶的结果，后一种暴力仍暴露出体制的必然性，与其他暴力共同构成了极权化过程中最黑暗和最血腥的一页。

    不过，就大面积的情况而言，混乱与血腥并不是当时事实的全部。红卫兵“联动”组织的打杀行为受到了司法追究，广西、湖南、江西等地少数农村的打杀风潮被军队紧急制止和弹压——这一类故事并非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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