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知识的工程，其中似乎不无向“士君子”阶级者流示威的底细。当年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所谓“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的命意，到了高阳笔下，显然又递进到“盖欲中人皆得而知之”的地步。这里所谓的“知之”，正是《历史··历史》那篇序文里一再令高阳谦称“望之却步”的“历史的研究”。

    至若里某个聪明伶俐的侍妾或者某个参军戏的滑稽演员等“里巷鄙人”，能够信口拈出某僻典出于某僻书之类的情景，也适足构成对那些“拥学自重”的“士君子”的冷讽。

    至于借角色辗转地“挟泥沙”“跑野马”“走岔路”“卷枝蔓”以缔造的复杂叙述结构，则尤应被视为高阳作品对现代的一个重要贡献。只不过这一点却尤其为读者、评家所忽略。

    在讨论这一点之前，必须先指出的是：自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之叙事观点（pointview）者常以区别“观点”为探索意义的起点，而对许多长篇（由于篇幅庞大的缘故）经常采取较多不同“观点”的叙事手段概称之为“全知观点”（omnist pointview），以为持此一立场之叙述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明了（包括感官上的种种接触和体会）故事中的一切，并随意从某些人物的外在感官世界进入其内心活动，且随意移跃至另一人物或时空，而作者亦拥有在任何时空中现身评断故事意义或说明故事主旨的特权。

    高阳历史复杂的叙述结构却为读者建立了一个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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