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内容方面，那个人反对儒家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反对向学生灌输“仁”，“义”，“礼”，“智”等道德准则。他认为“儒学”不过是一些“高言伪议”，不切实际的“浮学”。为了培养“耕战之士”和厉行“法治”的人才，那个人主张学习法令和对耕战有用的实际知识。因此对民众必须加强“法治”的教育。《君臣》里说：“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即凡不符合法令的言论，不听；不符合法令的行为，不赞扬；不符合法令的事情，不做。一切的言论、行动必须根据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为标准。为了使“法治”教育能够贯彻执行，那个人实行《定分》里的：“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取消了专业的教师和文化知识的传授，这是违背朝代更迭变换时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他对旧文化又采取一概削除的简单粗暴的政策，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那个人为了使秦国富强，他把农战作为治国之要。他奖励农战，主张加强农战教育。《慎法》中说过：“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
    “那个人重视在通过农战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和增长人们的才干。并认为人们的智谋是在长期的作战中成长起来的。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所实施的“法”教和奖励“农战”的政策，却包含着对劳动百姓的压迫和抑制的一面。”
    “ 总结了甲朝之前一百二十年的前期和中期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五蠹》中说：“儒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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