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他心中非常满足，在江南谋划多年的政治抱负已经有了雏形，他哪还管什么疲惫不疲惫。

    国内一片繁忙景象，柴宗训根本无暇顾及吐蕃的战事，他只知道吐蕃外围已被清理得差不多，因为雪山阻路，大军暂时无法进入吐蕃腹心。

    就在此时，柴宗训收到远在闽浙的吕端奏折。

    吕端这人话不多，时常有些囫囵，但一旦清醒起来，看问题往往入木三分。

    奏折中明确指出，高征税这种劫富济贫的做法，弊大于利。

    杨延定的初衷是遏制豪商大贾，虽然每年的盈利有一半上缴了国库。

    但一年赚了上百万块，上缴三十万还是五十万，差别并不大。

    但一年赚万把块，上缴一千块还是三千块，差别可就大了。

    这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问题。

    就比如一个月赚五千和一个月赚八千，看似只多了三千块钱，但城市生活成本得花五千。

    也就是说，赚五千的人月月光，赚八千的人可以存下三千来。

    几年之后，赚五千的人还是赚五千，而且生怕被辞退。

    而赚八千的人，存了点钱，可以做些小生意，不用活得那么战战兢兢。

    国库指着这些每年缴三五十万的人养活医保司和义务教育司以及基建司，所以对这些豪商巨贾有许多优惠政策，生怕他倒了，从而影响国库收入。

    但实际上高征税收入的大头，还是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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