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税收的多少与地方吏役的收入相挂钩，实际上的情况却是赋税沉疴、横征暴敛，商人百姓们皆是怨声载道！往往价值百两银子的货物，从江南运到京城就需要缴纳二三百两银子的税银，不仅商人们无利可图，也增加了寻常百姓的生活成本，这样一来，徽浙商人们热衷于走私，也是无奈之举。
    也正因为如此，林云璞听“免税”二字之后，才会一改初衷，对赵俊臣的提议突然燃起了兴趣。
    然而，到了明朝中后期，地方衙门纷纷私自扩大了“抽分”的收税范围，什么商品需要缴税、又需要缴纳多少税银，皆是由地方税官自主制定，不仅随意性很大，而且不同地方的重复收税现象也十分严重。
    ……
    明朝的税收现状之混乱，在林云璞的这番话中完全体现了出来，京杭大运河沿途的各类税赋捐征，竟是如此之多！
    其中，所谓的“货物税”，就是俗称的“商税”。在明朝，大型城市的商税由户部负责征收，中小型城市的商税由各省负责——其中小部分上缴国库，大部分留作地方支出——此外，明朝的商税在各朝各代中算是极低的，不过是三十抽一罢了。
    可以说，若是只有这三项税收的话，那么明朝的商人们也不会为了避税而挖空心思的纷纷走私了。
    又比如“过路税”，大都是由地方衙门与皇庄宦官们私设的关卡对过往的商队进行征税，“过路税”虽然不高，但因为类似的征税站实在太多了，两座相邻城市之间往往会出现两、三个征税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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