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香港的高空上，我们在一起，与上一次没有相似之处，可我却轻微地恐慌起来。
    我捧着他的脸，下意识地开口，声音比耳语更轻：“don’t leave ”
    傅阳的呼吸好像慢了一拍。
    他突然抓住了我的手，力度是如此之大，攥得我生疼。
    可我又莫名因此而感到了安全。
    傅阳没有回答，我在他的怀中，被他的双臂束缚得骨骼微痛。
    我得到了他的回答。
    于是我可以闭上眼，在这三千米的高空，纯粹地期待着与香港再会。
    以前我住在中环，离st pauls很近，靠走路就能上下学，无需麻烦司机。
    我现在还记得回家的地铁要怎么乘——香港的地铁线路不会变，会变的只是乘地铁的人。
    只不过时隔七年回港，我的家随傅阳移到了太平山。那个属于el的顶层公寓应该早已不知换了多少任主人，而我也再也不会回到那里了。
    自香港开埠之后，上世纪初，傅家开始将生意重心转移到这里。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即使上海都沦陷过，而香港是一个避战的天堂，任他炮火连天，这里总是有黄金和钞票，总是不缺生意做。
    傅家是发过战争财的。
    所以在香港傅家处处都有置产。
    下了飞机，我们就驱车到太平山。
    这座藏在太平山间的宅子就是傅阳的成年礼物之一，好像是老夫人送给他的，是她钟意的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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