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出生那一年我父亲已经41岁了。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永远是撅着嘴巴嫌弃这个指挥那个，父亲永远是拎着两把热水瓶急匆匆行走在上班的路上。
    父亲所在的工厂在小镇上很有名气。工厂上下班时间不像现在的工厂一样打卡，也不像母亲所在的学校一样打铃。更不像对面山上的寺庙里晨钟暮鼓，也不像老家的生产队里，叔叔吹响脖子上挂的铁哨子上下工。
    小镇的居民每天早晚都会听到“呜呜呜呜呜”的警报声。那就是父亲所在的工厂上班了、下班了。骑着自行车乌压压的人群早晨从四乡八村来到工厂，到了傍晚又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回家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父亲原本是不属于工厂的，就像我的婆婆，她原本是不属于王坑的。他们两个是原来在宣平县委时候的同事，都曾经是穿四个兜的小干部。
    但我的父亲我的婆婆又都同样来自于广袤而贫困的农村。所以每当我提起我在深圳制衣厂打工的辛苦的时候，他们罕见的同仇敌忾的对我嗤之以鼻。
    他们觉得我在小镇制衣厂和在深圳制衣厂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换了个地方上班而已。而且有班上有钱拿，在他们眼里这就是生活啊？何苦之有呢？
    生活就像海里的波浪，有时高有时低，一切都很正常。父亲说起他自己的人生故事总有一些轻描淡写。
    “我22岁一个人去深圳，独在异乡为异客！”我有些不服气的说。
    “22岁有什么了不起。我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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