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初中毕业你们也说让我进工厂，问了一年都没有准信。我只能在家养猪穿棕板。我没有脑子读不好书，我认了。现在剑红高中毕业你也让她进工厂，且不说去不去的成，转不转的了正。剑红读书好，再复读一年，考个大学像隔壁周老师一样教书不好吗？”
    卫红作为长女，在家里面还是有些发言权的，于是剑红又重新回到教室，开始了复读生涯。
    1992年，这是一个有些慌乱的年代，就好像春天来临之际的田野，一声惊雷，仿佛一切都苏醒了。
    农民离开了土地，工人离开了工厂，人潮像蚂蚁搬家一样的从山村到小镇。小镇到县城，县城到市里。反正每一个人都往更远的地方去前行。也许远方代表着希望，在远方，除了金钱还有诗歌。
    这样的离开，这样的进城潮，有些是自己争取，有些是被迫离开。
    卫红去温州的理由很简单，穿棕板一个月只能赚到40元钱，家里的猪一年出栏两头估计300元。而小姐妹在温州组装一次性打火机，1厘钱一只，多劳多得，有个小姐妹一个月就拿到了180元。她是奔着钱去的。
    而我的离开呢，就有些被迫和无奈了。作为小镇里稀缺的居民户口，吃粮站供应米，买过0144元一斤米的“最后的贵族”。最开始按照劳动局待业青年分配制度分到制衣厂，日子是过的浑浑噩噩的。
    在那个工厂里，我虽然有一点婴儿肥，但追求我的人也不少。不过吸引我的是那个戴着眼镜长的帅帅的小机修。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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