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
    母亲又是一个温和的人，见了邻舍都是先笑再说话的，看到她的人都像如沐春风。她在经过那条小路的时候一般是低了头抿着嘴加快脚步，仔细盯着脚下的砖头跳跃而过。但是父亲和小哥回家的时候就没有母亲那般仔细了，经常踩着一脚的泥点点进门。
    每当这时候，母亲是很苦恼的，她一边指挥父亲去刷鞋，一边感慨：“那一家子人养的猪这么臭，灶台和猪圈连在一起，是怎么吃得下饭的！”
    父亲总是笑笑：“你不要嫌猪屎臭，没有臭哪来的香？那是劳动人民本色。你吃的白米饭就是农民伯伯猪栏拌种出来的。”于是母亲就嘟了嘴不说话。
    我并没有看到父亲是怎么哄好嘴上挂油瓶的母亲，反正在读初二那年，我们搬到了父亲所在工厂的家属院里，过起了母亲喜欢的把鞋子脱在门口摆放整齐，把洋灰地先扫后拖擦的铮亮的日子。原来的小院里只剩下白色的栀子花寂寞的开了又谢。
    就这样，我和卫红的交集慢慢变少了。她初中毕业后跟着她舅妈“穿棕板”。我偶尔回老房子的时候闯过去瞎混一阵。
    “棕板床”是镇上的一大拳头产品，几块木头打成棕板架子，一捆捆棕绳在女孩子的巧手中上下翻飞。绷出的棕板床水泼不进刀砍不破，敲之如鼓，可以当成传世之宝。我家的棕板床就是太公手上的千工床，都传了四代了。
    棕板床很漂亮，但做棕板的女孩子应该很辛苦吧。我曾经拿起卫红穿棕板的工具把玩。其中有一个生铁打的“招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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