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之外”，不是在执行中纠偏，而是预设好机制，应对各种场景的变化。
    最后，企业治理模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治理模式是指企业权力安排的方式，即如何通过授权，使管理者和员工履行职务和岗位要求，并行使监管职能。传统企业更偏向于“人治”，即通过自上而下的授权体系，层层赋予管理者相应的人员管理权和业务指挥权，并进行上下级的任免与考核。但是，企业转向平台型组织后，需要赋予这个平台更多的“法治”规则，将业务指挥权更多地交给基层员工和团队，以增加他们为客户服务的敏捷性，使他们得到实际的“独立经营”能力。
    鉴于上述变化，平台型企业对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传统组织中不存在“员工作为经营者”这个概念，现在有了这种现象，那么员工和经营单位之间的关系究竟是竞争还是合作？经营者自己应当承担怎样的成本和风险？如何判断他们的经营行为是否符合企业的利益目标？如何防范破坏游戏规则的现象？这些显然是传统管理学研究较少，而经济学中可能有现成经验的内容，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借鉴一些经济学方法，将其补充到管理学中呢？
    凯文·凯利说：“所有企业都面临死亡，但城市近乎不朽。”相比于企业，城市的不同在于其结构是多中心化的，其动力无处不在。换言之，城市里的每个人都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能够追逐不同的目的，而不是在一种统一、严苛的秩序下成长，他们没有变成一台机器的零件。当他们实现了个人的成长，城市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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