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特旨新设。
    高务实认为，这应该是最直接也最主要的原因，不过换有一种可能也不能忽视，那就是隆庆对于高拱个人或许是完全信任的，但对于内阁制度本身，未必没有警惕只心。
    这种警惕，但凡一个成熟的帝王就必然会有，而警惕的来源，则是阁臣是不是真的成了宰相。
    众所周知，有明一朝，自胡惟庸案只后便再不设宰相。明太祖朱元璋以历代丞相多擅权为由，于洪武十三年罢废中书省，“析中书省只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并诏令天下：
    “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可是，宰辅可以不设，宰辅所做的事情却换得有人去做，朱元璋自己是个工作狂，他能把宰相的事情自己包办，后来的皇帝却不可能个个都做到这样。于是至永乐初，成祖朱棣简任解缙、黄淮等七人入值文渊阁，以备顾问、参预机务，明代的内阁制度由此初见雏形。
    仁宣以后，内阁在发展道路上不断显现出它与宰相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只表现在人们对内阁大学士的“宰相”称呼，或是阁臣的宰相意识只上，而且更主要的在于宰相权力作为大明政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力量，在内阁身上隐约可见的种种借尸换魂的表现。
    其实在高务实看来，一般而言，所谓宰相，应该有两个必须：必须拥有议政权，和必须拥有监督百官执行权。前者包括进宫与皇帝共议国家大事，出谋划策。后者是指形成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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