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昊鸥
    我用勺子把盘子里的辣椒舀出来，扔掉，盛起一个嫩肉丸子塞到父亲的嘴里，说：“你也有今天!”
    我和父亲的战争一打就是十几年。
    战争的初级阶段写满了我的屈辱。那时，我像一只小鸡被他那双练过举重的、长满肌肉疙瘩的胳膊架起来，被打得呼天喊地。父亲打我的英雄事迹在我们那条街可以说闻之者色变，晚上隔好几栋楼也能听见我的哭喊声，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上饶集中营搬过来了。
    父亲本着“不打不成材”的指导思想，问心无愧地殴打着他唯一的亲生儿子。我估摸着如果当时有现场摄像的话，那一定会被列入不可公映的限制级。在我的记忆中，衣架、电缆、皮鞋、皮带、竹竿、球拍……都和我的臀部亲密接触过。而获罪的名目也很多，考试没有考好要挨打，练球不认真要挨打，连吃饭插句话脑门上也要挨一筷子。我整天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当时还广为流传一个段子，说我到医院看眼科，医生说看书的时候要隔一尺远，我说没法量，我家的尺子是用来打我的。
    当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曾经用毛笔在报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了“打倒法西斯”贴在父亲的办公室。这体现了我自幼就有谦谦君子的风度，动口不，动笔不动手，那时我还没有胆大到敢当面动口的地步。最让我感到屈辱的还不是皮肉之苦，这源于从小父亲就给我讲《红岩》的故事。最窝火的是每次行刑完毕，父亲都要瞪眼呵斥：“知道错了没有?”我只得声如蚊蝇地回答

本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