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着脑子里凶巴巴的吼叫，我点头说，“人挺好。”
    “操。”汪洋冷笑说：“那里面不让带警棍和枪，他每次都带着一个钢化杯提审，从来都站在犯人凳子后面，从来没背对过们。”
    听到这，我心里才明白过来，不由随着汪洋冷哼起来。
    “说的好听是客气，是态度端正，操他妈的，那是根本不放心。二十多年，这么长的时间都不够他放心的。”汪洋撇嘴说。
    钢化杯，背对自己的犯人，如果扬起手，在烫掉毛的头上狠狠凿几下，砰砰出血，然后脑皮泛出紫色的麻点，密密麻麻的顺着头发根一点点加重，多么漂亮的样子！
    我感到恶心，垂下头不愿意想象。
    “换成我，我也一样。”汪洋突然说，“我意思是，如果我当监管，我也会二十年站在老犯身后。哪怕是我审我自己，我也那样。”
    突然转过的话让我怔了很久，半晌我才默然的点点头。
    或者，这一种人就是这样，没人相信他们，以至于，到最后，他们也不再相信自己。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算不了什么，可当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的一半已经不存在，只剩下那半背光的部分后，他的心里绝不会无谓的轻松。
    于是，我有些怕了，每天在和平区长胜哥的办公室里，我都会打开百叶，甚至卸掉塑钢窗，希望外面的人知道这里也一样的光明透亮。这种奇怪的想法别人看起来，却总认为我太过压抑，甚至病态到变态。
    可无论如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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