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恶化的关键。因为，兄弟俩（主要是那个自我意识颇强的弟弟）在包括父母的车间领导、派出所民警、居委会代表、本家亲戚以及兄弟俩的同学好友等各方的努力调停下，基本上同意了遵循大多数家庭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所普遍采取的“年长优先”的原则，由老大顶替父亲的全民指标，老二则补员母亲的“社办单位”指标。但是老二在接受调停的时候还是提了一个条件：要跟孪生的哥哥同时就业，并且要做技工。这个条件提出后，参与调停的各方都一致认为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应该予以满足。大家如此思维的依据是：兄弟俩在平等的待遇下生活了二十年，待业的经历也同为三年，现在因为父母单位所有制的不同，弟弟从此要与仅比自己“年长”几分钟的哥哥（谁又能保证这种兄弟的身份在出生时没有被护士在无意中搞颠倒呢？）分道扬镳，荣辱有别。结束待业的时间也许就是他和哥哥最后的一个共同点了。人们从本来手足情深的兄弟竟然会采取极端的手段来争夺顶替指标这一事实，不难了解这件事对老二的心灵打击是多么巨大，从而也就不难理解老二的让步是多么不易，多么难能可贵。大家甚至怕老二会突然变卦，让大家的调解努力付诸东流，大家都觉得此事不宜拖延，应该“特事特批”。厂长为这事专门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商量如何为这位女工办成这件事。我正是因为深知此事的背景，也知道这位女工和她的丈夫都是那种没有任何活动能力的人，就大胆地给厂长出主意说，只有厂里出面来帮她做假，具体就是先帮她把户口、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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