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亦乐乎，然而，大宋的危机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相反，越来越严重了。
    自蔡京主政后，旧党一派因“元祐党人案”被镇压，至今没有翻身，“新党”因此得势十几年，大肆实施“抑兼并”之制。有人说“新法变质”，说王门后学如蔡京之流扭曲了改革的原意，其实，从王安石那种“人主擅操柄”、“取予皆自我”的“利出一孔”思想发展到后来西城刮田所、苏杭应奉局式的“汲取”之政，本意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搜刮民财以充国库，何来“变质”之说？
    只是，以蔡京为首的新一轮改革同样没有化解大宋的危机，反而让危机愈演愈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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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抑兼并”不能解决大宋危机，“不抑兼并”也不行，“抑”与“不抑”交替试之还是不行？
    说白了，“抑”与“不抑”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质上却是个国政问题，深层次看，却是儒学之争。
    自汉以后，“独尊儒术”一直与“汉承秦制”互为表里，儒学已成为杂糅诸家的混合体，而纯儒、纯法都已消失。
    王安石虽然师法商君、申韩，但更尊崇孔孟，他实际上是一位带有法家色彩的儒，而司马光的放任主张与其说源自孔孟，不如说更多地来自“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的黄老道家传统，他可以说是带有道家色彩的儒。所谓儒法斗争，从汉代以后，已经演变为儒家内部的“法儒”与“道儒”之争。
    法儒主张“抑兼并”，就是要求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坚决制止所谓的“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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