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不是咋的。”表妹说。

    前些年，村干部看着农民挣钱眼红，鼓动那些外租地的农民收回租地或者上涨租金。谁都清楚租期没到，签好的合同说改就可以随便改？那还叫合同吗？农民不按他们说的做，他们就用政策压农民。

    “这是一群什么人呢？”伍一说：“农民有了钱，也给村上增添光彩。”

    “村干部都是亲戚。”妹夫说。

    “谁儿也好，都得按照方针政策办。”伍一说。

    更有甚者，村里的耕地、机动地、树地、草甸子、耕种、采伐、放牧等都用自家的支配模式来管理，村上的共有财产却成了私有财产，农民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份待遇。心里有数的人出来嚷嚷，就是喊破嗓子也白扯。接下来是家里的玻璃被砸，鸡、鸭、鹅丢失。毕竟是农民，被这些个话，那些个事儿弄得晕头转向。尽管农民是大多数，村干部就那么几个，但是少数人的折腾，往往占据上峰，因为他们手里有权。农民哑巴亏吃着，也不想再惹事了、也惹不起。

    “简直是土匪、恶霸。”伍一义愤填膺地说：“乡里知道吗？到市里说理去。”

    “没用。”妹夫说，“老话说：官向官，吏向吏，老虎向着把门儿的。”妹夫接着说：“炒豆大伙吃，炸锅是一个人的。关键是真要较起真儿来，只听辘轳把儿响却不知道井在哪儿。”

    “那就不行了。”伍三说。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妹夫说：“现在这样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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