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再去。他放下手里的笔，小声问：“又要去见面吗？”

    “对呀，还是个商务人士呢，下午的高铁去深圳，只有明天一上午时间，”姗姐嗤笑一声，“我妈同学介绍的，不去不行——反正每个都是这么说。”

    四年过去，当绍吴回到母校成为一名地理老师，姗姐仍然没有结婚。用她的话说，她对这事儿已经没有想法了，只是爸妈一天比一天着急，忙不迭为她安排相亲。

    “你还小，不懂，”在新入职教师的接风宴上，姗姐向绍吴感慨，“到了我这个年纪，去相亲，遇见的所有男人都是奔着结婚去的，人家没空和你谈恋爱——到了饭店，一坐下，就开始问了，彩礼要多少钱？谁买房谁买车？结婚后什么时候生小孩？”

    绍吴安慰她：“姗姐，你的年纪也不大。”

    “三十多喽，”她摇摇头，自嘲道，“在永川这种小地方，就是老女人啦。”

    一别四年，即便是熟悉的母校，也发生了许多变化。装修一新的校园不必多说，就是当年的老师们，也走的走、退休的退休了。比如教数学的陈老头，由于高血压办了病退，而教政治的老班，已经被重庆市的某所初中挖走了。姗姐情路不顺，事业倒是顺利，四年过去，她已经升任年级主任，现在主管高三年级，是绍吴的顶头领导。

    地理组有位男老师和绍吴同时进校，都是新人，只不过他来自某所二本师范大学，有时候他会酸溜溜地打趣绍吴：“多帮我在主任面前说点好话啊，咱这批新来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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