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小学都同班，每天上下学都是同出同进，只是上中学时我考入男六中她进了女一中而分开了。但因为我们两家住在一起——一幢两层的小楼里，小楼的左侧是她家，右侧是我家，所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的父亲是一同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老战友，后来又在同一个机关工作，属于虽不算大但也决不算小的干部，所以有当时一般人家难以想象的居住与生活条件。

    1966年，两家的家长几乎同时被打倒，秘书、警卫员、司机、厨师都消失了，保姆也走了，我们两家被赶到大院角落里的一排房子里。她家只有她一个孩子，在上山下乡的时候黎阿姨（她的妈妈）把她托付给我，同意我们一起去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当我们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们都有将近三年的时间没有见到父亲了，后来才知道她的父亲在1968年就已经去世了。

    兵团里我们在同一个连，我总是尽一切可能关照小桦，黎阿姨来信时总要附一页给我，感谢我对小桦的照顾并嘱咐我们事事要小心，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有时寄来一点为数不多的食品还指定一些让我吃。

    小桦也对我关爱有加，无论是我们谁家寄来的食品几乎都让我狼吞虎咽地送进肚子，小桦看着我吃的表情似乎比她自己吃下去还要满足、欣慰，可惜我那时只知道填满自己的胃，却从来没有顾及小桦那同样饥渴的胃口。

    1971年7月，我第一次享受探亲假回到北京。林彪叛逃后不久我父亲就被“解放”，恢复了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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