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美国应在坚持抵制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同时，尝试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
    邦迪的讲话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松动的开始。自邦迪的讲话起，美国官员改用北京来称中国的首都，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沿用北平的称呼。
    作为对这些变化的回应，中国政府于1966年春传达给美国政府一个信息:如果美国不侵略中国和越南北方，而且不轰炸红河河堤，中国将不直接介入越南战争。
    美国政府接受了这一条件。1966年7月，约翰逊总统在一个题为《亚洲和平的要素》的讲话中，呼吁在亚洲的敌对国家相互和解，重申他对进行双边接触的兴趣。这是15年来第一位美国总统对新中国做出的最为和解的姿态。
    1966年9月以后，美国官员在华沙的双边会谈上不再提中国共产党在亚洲的阴谋。这一对华政策的新路线被美国政府称之为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约翰逊政府对中国的新态度反映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公众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1966年3月，J.威廉·富布赖特(J.WilliamFulbright)领导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了12次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听证会，吸引了美国公众的广泛兴趣。
    在听证会上，除了少数保守主义者之外，所有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在发言中都要求政府软化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
    到1967年，美国情报官员得出结论，中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而不是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