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同样不让我妻子陪着我。

    我和娣是1942年，就在珍珠港战役后在怀俄明州的春音市结婚的。我们全体人员都处在警戒状态，只要一有命令便会随时出发。我白天不能请假离岗，只能在值勤之后的傍晚才能进行婚礼。没有时间度蜜月，我们住进一家汽车旅馆，一周以后部队调动，我离开了怀俄明的山区。大概婚后五个月，我随部队又离开了二年半。直到战争结束我回家后才完

    全意识到，分离对于守在家里的人比起远赴海外的人来说是更为艰难。我总知道自己在哪里和处境如何，而娣却因为军事保密而一无所知。凡当有重大的军事计划实施，处于保密原因，士兵的家信就被停止发送，虽然我的家信写得很勤，她也会有时几个月得不到我的消息。只有在我回家之后才真正理解我提出结婚是多么的自私，因为我远在海外之时就能体会到我的不在对娣意味着什么。我们长年生活在一起，她和我一样也在这条肿瘤的船上，她陪我去看医生是公正的。

    在医院里她被留在了候诊室，不能进入x线治疗室，我知道她留在候诊室里是会很不舒服的，会看见没有头发的人，不能说话的人和消瘦衰弱的人。

    治疗一结束，技术员便叫上娣和我一起进到小小的检查室。没等多久医生进来了，和我握手，和娣打招呼，然后开始了常规的问题：你觉得怎样？喉咙痛吗？有没有觉得疲劳？有呼吸困难或吞咽障碍吗？一边便快速的检查了我的皮肤，显然并没有注意到那片发红的地方。整个看诊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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