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特稿时，对于当事人都是进行电话采访，尽量避免跟他人长时间连续性的接触。只有到了最后找当事人签字的时候，我才会亲自出马面见当事人。由于见面的时间短暂，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交流，所以没有人发现我失忆。或许，只是我自以为别人没有发现而已。
    随着“解忧信箱”声名鹊起，倾诉者的信件越来越多，更多的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发表在杂志上。我每日都沉浸在几百封信件里，认真挑选，对于有报道价值的事件，才会进行采写。
    有天上午十点多钟，张寻喊我过去接电话，说是《围城》杂志打来的。我兴奋地小跑着赶去接电话，心里暗暗窃喜，预感到这个电话可能会带来好消息。果不其然，这位打电话的编辑说，楚医生那篇稿件，可以采用，让我不要把这篇稿子投给别家。另外，在楚医生为村民们行医送药的这些年里，肯定与当地村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所以让我提供几张楚医生与患者的合影。
    我接完这位编辑的电话，就马上给楚医生打去了电话。电话响了一会儿，才被接起来。“喂，你好，有事吗？我正在出诊。”楚医生的语气仓促，看样子是正在忙。
    我连声说道：“楚医生，你先忙，等你忙完给我回个电话就行。”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楚医生给我回了电话：“你好，刚才在一个村民家里出诊，现在忙完了。你有什么事情，就请说吧！还有，那位张艳的报道，我看过了。你真善良，不但帮人家做了报道，还把全部稿费都捐给了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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