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后来就较着劲比谁的孩子更好。澳洲那边也是个女孩，比随清小着四岁。绘画，芭蕾，钢琴，那边学了什么，随清便也要学什么，而且必须学得更多更深。一切都按照钱瑛的计划环环相扣地推进，绝无商量的余地。

    这种事谁有心去比，谁就已经输了，随清很想这么对母亲说。而且，赢了又如何呢？远在悉尼的那家人也许根本就不关心她们过得怎么样。

    但钱瑛却一直记着随伟离婚时的承诺——供给女儿所有的教育费用。于是，每隔一阵，随清便不得不打越洋电话去向父亲索要学费和各种课外班的支出，而她的父亲其实连她在读几年级都已经不记清了。去向这样一个人要钱，场面可想而知的惨烈。她自然是不愿意的，但母亲要她去，她还是去了，在电话里复述着每一句钱瑛要她说的话。

    这个两口之家全凭钱瑛做主，她，是没有声音的。

    起初，随清还以为天下所有的父母都差不多是这样。直到读高中的时候，她到吴惟家里去玩，看见吴惟的房门上贴着“非请勿入”的字条。虽然那扇门后面只是一个八平米的小房间，在她眼中却简直像是看到了另一个世界。

    随清家里地方并不小，两室两厅，只她们母女两个住，但她跟母亲始终都是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另一间做了书房，也是两张写字台拼在一起，她们对面对坐着，写字看书。无论做什么，她的一举一动都在钱瑛的注视之下。

    就这样一直到她念高三，即将参加高考。那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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