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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计算天策八年那场几乎对经济没有很大影响的洛阳战争，河北、山东可以说已经和平了三年，第一年的免税令让百姓缓过了一口气，接下来连续两年的和平发展，更让百姓家中有了一点积蓄。而原本的西枢那边，也积了三四年的收成，所以天策大唐在粮食方面已经没有很大的问题。
    随着商路的开通、海贸的繁荣，光是燕京新城、天津新城那有限商业地皮的放出，就为大唐政府回笼了巨额的资金，天津、登州两个港口，更是源源不绝地输送着关税，更别说内河的关卡厘金，更是一笔巨大的收入，所以郑渭接掌整个政府，在和平东西两枢时，财政上也是相对宽松的。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事，原本东枢西枢各有一套人马，许多部门功能上几乎完全重叠，只是在地域管理上划成两块，如今要将两班人马整顿成一班，这里头就要花费郑渭很大的精力与智慧。
    权力这东西，放下去容易，要收回来就难了，任谁拿到了手都不肯放开的，当初设立东枢，原是为了应对快速扩大的疆域而采取的便宜行事，按理说西枢才是真正的中枢，但这两年张迈长期呆在东面，靠近权力源头的东枢自然权力日重，隐隐已有喧宾夺主之势，如今张迈忽然又跑了，把摊子丢给掌握政务总理大印的郑渭，形势又反了过来。
    两枢合并虽是大势所趋，但也不得不因此而面对历史遗留问题。这期间不免有人欢喜有人愁，欢喜的自是那些仍然保留正职的，愁的却是那些成了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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