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不止一任皇帝。张廷玉听过汪景祺的才名，不仅为此人感到可惜，觉得此人恐怕今生再也与仕途无缘了。岂料雍正大声道：“竟敢作诗讽刺圣祖仁皇帝，简直是大逆不道。”

    雍正没说汪景祺的这些马屁诗讽刺了自己，他说的是讽刺了康熙皇帝。

    “大逆不道”四字一旦说出，汪景祺便再无生理。张廷玉心头一紧，但也再无它法，只能默默捧着那本《西征随笔》，出去拟旨。

    雍正独自闷坐了好一阵，才想起他尚有其余折子要看，随手拿过一本，却正是石咏那本禀报年羹尧现状的折子。雍正飞快地读下来，见石咏的笔触主体冷静客观，但是还是偶尔在与己切身相关之处，流露了一点点“真情实感”。待再看到末尾，见石咏记述年羹尧的疯态，那“明日复明日”的盼望，笔致里，竟然多多少少带些怜悯，这可能是撰写者本人都未曾察觉的。

    雍正面无表情地提起朱笔，在密折上批“朕知道了”四个字。

    放下了朱笔，雍正疲惫地摘下鼻梁上的眼镜儿，闭上眼。看完石咏写的折子，他突然觉得有些共鸣，每每觉得年羹尧可恨至极的时候，他又难以避免地觉得此人可怜——许是世上对某个人的情感永远不可能非黑即白，哪怕像他这样，爱憎极其分明，感情亦如此浓烈的帝王，爱之便恨不得如珍宝般捧在手心，恨之便……恨之入骨的时候，他又何尝不觉得这年羹尧，好可怜，好可怜好可怜呢？

    雍正想到这里，推开面前的公务，起身随意对李德全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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