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刚说完，另一珠宝铺的掌柜便立马摇头否决道：‘不行，他们那经营方式才出现多久？怎么会赶得上我们这用了许久的经营方式？’

    几人的意见相左，李财主自己一时间也拿不出一个准确的决定。

    ‘好了好了，你们都别吵了。要不便都试试好了。’沉了口气，李财主最终开口道。”

    其实，所谓的李财主便好比华夏，所谓的杨商人，便好比那些侵华的洋人了。曾经的李财主有多骄傲自大，此刻便有多为难难堪。

    华夏之于那些洋人是什么？究竟是那些仍旧活在想象中的华夏人所想的合作友人，还是他们眼中的一场笑话？他们所谓的礼遇究竟只是出于他们的教养，还是他们真的以为华夏民族是他们真正值得尊重以待的民族？

    她不否定在洋人的管理下，租界的法纪法规更为规整公正，人们在租界的生活更为安稳。毕竟谁也不是个傻子，若非如此的话，怎么还有那样多的文人名流选择住在租界？

    但是，租界的公平是相对的。华夏人和洋人的地位，本身便是不对等的。只有那样真正大权在握的华夏人，和那些极具盛名的名流、有才之士，才是洋人真正愿意礼待的人。

    那么，那些底层社会的人呢？出身于底层社会的人的存在算是什么？他们的结局应当是什么？这才是锦颐想要探讨的问题——

    “李财主允许两种经营方式同时存在，但最终，所有店铺的经营结果合算起来，仍旧是亏的比赚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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