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一个月，而人质则很快有了统一安排：三天后申城至海津特快列车增设一节车厢，在奚邑车站临时停靠十五分钟。少数要求掉头返回申城的人质，则乘坐同一天的反向列车回去。

    经过几日休养，人质状态大有好转。然而两个月的圈禁生活，到底给一些人留下了后遗症。安裕容这几天哪儿也没去，帮着韦伯医生安抚生病的人，协助尚先生安排夏人人质的遣送工作。

    相处到如今才知道，尚先生大约在南方临时执政府担任颇为重要的职务，只因其人行事低调，故而名声不显。言谈间说起行程，尚先生正是少数欲返回申城者之一。安裕容虽然很好奇他何以不继续前往海津（其实更好奇他当初何以要去海津），但碍于彼此虽共过患难，终究不够熟悉，因而没有问出口。不料对方却主动提及，原来尽管南方临时执政府在解救人质一事上态度积极，却被舆论认为是欲盖弥彰之举。毕竟从事实看，若非祁大统帅舍得下本钱，人质很可能无法顺利救出。届时北方将洋人得罪个遍，落着好处的可不正是南方？尚先生作为劫案亲历者，自认有义务赶紧回去，向大总统交代始末，向舆论澄清事实。

    安裕容问：“依先生之见，是何方势力背后策划了此事？”

    尚先生叹道：“乱世出枭雄，何必一定要有其他背后势力？傅中宵若不行此冒险之举，待祁保善平定北方，他迟早逃不过被剿灭的命运。”

    安裕容心道：枭雄之类你当着傅司令的面捧捧他倒也罢了，几时当真这般看得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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