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接收报告的干部，听到邓鸿超的事件时，似乎一点也不惊讶。当然，他们可能只是文书一类的干部，板着脸做记录，就是他们的工作。报告做完后，他们又让我写了一个书面报告。

    报告装进了牛皮纸封，那两个人，就夹着一大溜文件，坐着吉普车离开了。

    至于我，还得接收治疗。比起医院，这里更像是一个疗养院，因为这里楼不高，也不吵，四四方方的，像北京的四合院那种。那进门处，甚至还有站岗的士兵。

    医生说，我的问题不小，子弹带来的伤口已经控制，但伤筋动骨一百天，我顶着一身需要修理的烂骨头，走了那么久的路，自然要休愈很长一段时间。不过，这些都还是小问题，脑袋的摔伤，没我想象中的那样轻巧。

    就像在回程中那样，脑袋时不时会犯疼，现在也是。但那时候脑科治疗还没现在这么发达，医生们只是断定，也许是颅脑震荡，有可能会记不起一些东西。

    再之后的时间，我就在这个半大不小的疗养院里，安心愈伤。我以为李科长会出现，还准备问一问他，邓鸿超的一些事情。但是，从始至终，除了那两名接收报告的干部之外，我再没遇到过一个相关事项的干部。

    最奇怪的是，连王军英都消失了。我不知道他被送往了哪里，更不知道他现在的状况。事实上，直到复员，直到我写下这些字句的现在，我都没能再次联系上他。他可能编回了侦察连，牺牲在了老山战场。也可能同我一样，各分一地，游于市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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