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的我也明白，六个人不可能同时走，黄班长也并不在偏心。总得要有人在后掩护，战友之所以叫战友，不仅是一起扛过枪，还因为即便明白凶多吉少，也要丢下一切，迎头为战友上。

    而黄班长挑出的顺序，自然有他的考虑。他要偏心，第一个偏的一定是自己。

    旗娃一走，悬崖边上的防线，就仅还剩下三个人。

    旗娃的身躯附上绳索，让松躺的绳子又紧绷起来。再看另一头绳桩，也还是绷得紧直，邓鸿超还未滑下天坑。不知道这大学生降到哪里了。

    我手里的另几个绳索已经快要绑好，微微探头往树林里一看，越军士兵们的交流和不知所以的响动还在持续响彻。有限的视野里暂时没看见敌兵的影子。这让我焦躁的我一阵欣喜——我好像猜中了他们的心理活动，对面的那头猴子大头兵们，只需要再呆坐上那么一会儿，“悬崖难题”即可迎刃而解了。

    可眼睛瞟到了蹲坐在树后的刘思革，心头的欣喜随即一灭。

    这个坚韧顽强的老小子，已经失血太多了。我撕割下的袖条自然止不住血，没有任何止血措施的情况下，一番折腾后，粘贴在他上身的“大五叶”迷彩服，已经是褐红一片。大片的褐红，与衣服的织物融凝在一起，哪里还分得清迷彩的花色。

    刘思革靠坐在树干，眼皮不断的在眨，脸色越加苍白。我知道，他这是在与自己做斗争，在驱使自己不失去意识。可是，他现在是靠坐着，血液静淌，也许还能清醒一阵。但，我不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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