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斗争日趋白热化。当时，王羲之是殷浩提拔且重用之人，曾力劝殷浩与桓温和衷共济，但殷浩不从。

    由此可见，当时的东晋可谓内忧外患、形势险恶，王羲之面对如此危局，又置身于将相的矛盾之中，内心的焦虑可想而知。史载，王羲之被时人誉为“有裁鉴”，即明辨是非；性格“以骨鲠称”，即正直磊落。在萧君默看来，这样的人，必然是注重实务、反对清谈的。

    为了证实上述判断，萧君默又翻看了许多史料，终于在《世说新语》中找到了一则记载。在永和五、六年间，王羲之与谢安同游冶城，当时的谢安正避世隐居，崇尚清谈，一再拒绝朝廷征召，执意不入仕途，于是王羲之便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谢安：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

    所谓“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意指当时的东晋战事不断、边患频仍，自该人人效力于国家。于此可见，王羲之一直是心系天下的。而到了永和八年，殷浩北伐惨败，王羲之更是痛心疾首。萧君默找到了他当时写给殷浩的一封信，其中有这么几段话：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

    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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