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
    如果说，大宋行朝的经济逐渐恢复，却没有达到王秀想要的水平，那也是不再需要盘剥生民，而是转移盘剥的对象，由国内转到四夷。
    值得一提的是，朝廷的大臣没有反对王秀的计划。
    也很容易理解，绝大多数大臣都喊着不与民争利，在财政状况日益改善情况下，他们也很乐意停下那些苛捐杂税，这是能博取好名声的事情，为何不去支持？
    成都府路州县官员，也很少有人持有异议，按照常理来说，他们收到的损失最大，不要说那些苛捐杂税和盘剥，单单是支移一项，就让他们公私两面都有损失，却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抵制，原因是很多的。
    其实，王秀给欧阳澈去了一封信，说的很明白无误，苛捐杂税和盘剥最得利的并非官员，而是那些州县的胥吏。相当多的钱财都进入他们的腰包，或是通过他们层层抵达上层，这才是一个隐形的既得利益阶层。
    对付这样的阶层，王秀早就做好准备，大宋经济状况的好转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在这种大环境下，任何的抵抗都是土鸡瓦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