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冲击官厅，目的就只有一个——拒缴苛捐。
    可为什么，偏偏大明朝的民变这么多？
    面对大将军的询问，张亮咬牙说道。
    “大将军，百姓哗变皆是受士绅煽动，其目的是为了拒缴钱粮。”
    “哦？”
    挑了挑眉头，朱国强并没有打断他的话。
    “大将军，积欠逋赋是困扰我大明两百余年的长期问题，自永乐朝以来的朝廷都在与“收不上钱”的局面作斗争，逋赋的第一个高峰是永乐朝，动不动就欠上个数百万石，永乐后期，光苏州一府平均每年逋欠就高达百万石。”
    积欠逋赋，可谓是明朝的顽疾，很多人说，这是明末才有的，可实际上，永乐年间就已经达到高峰，这个时期欠赋的主要原因应该是永乐时代的几个大工程，尤其是迁都，迁都北京一方面导致了明朝对江南财富的需求急剧增加，一方面中央不在南京导致国家能对江南进行的控制大幅度减少。在这个背景下，宣德—正统时代以周忱等精干官僚为代表，对江南的积欠和漕运进行了相当有成效的治理，一直延续到正德中后期，江南基本是没有欠赋的。顺便说一句，周忱被拿下是土木堡之后，所以他的朝里靠山大概率是王振王公公，明代政治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从正德中后期开始，江南逋赋数额逐年增长，再也降不下来了，以对皇帝而言最重要的私房钱，每年一百万的金花银为例，嘉靖三十年到嘉靖三十九年，累计欠三百四十八万；再如万历三十七年，岁欠金花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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