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察合台后王。遣周王出京的同年年底,仁宗便迫不及待地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刺为皇太子,并于次年正月诏告天下。汉文记载把仁宗胁迫和世离京就藩、改立己子为皇太子的行为归咎于答己集团,说这是铁木迭儿为“固位取宠”,与答己“定谋禁中”的结果。仁宗改储无疑取得了母后的支持,但他不可能不为此付出代价。差不多与此同时,在河南、江西等地实施的“经理法”也因激起民变而中止。这一挫折更促使仁宗在政治上趋于消极,转而与后党妥协。
延祜经理本来是仁宗推行改革的一项重要经济措施,是通过核实田土占有状况来甄别隐占土地,纠正有地者逃避赋役、无地者产去税存的情况。从延祐元年冬起,元廷遣人分道经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粮。但由于地方吏治腐败,经理官吏奉行过当,针对百姓“自实土田”的检阅与查验活动,到处演变为括田的暴政,有些地方甚至撤毁民房、“夷墓扬骨”以虚增征税亩积,结果在延祜经理最惨烈的江西宁都逼出蔡五九的反元起事。尽管朝廷镇压了起事,但由于怨情沸腾,仁宗被迫下诏,凡在三省中查出的漏隐田土,免征赋税三年;后来又下诏罢征河南新括民田,依旧例输税。延祐经理在当时人们的印象里,变成仁宗在位时期一项重大的劣政。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的影响,仁宗即位之初那种一新政治、“风动天下”的锐气,到延祐二三年间便悄然消退。他的个性在内心矛盾的浸逼下变得乖戾多疑。哈剌契丹人回会某次奉召入对,进殿时看见仁宗近臣匆匆退
本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